疫情对经济运行冲击明显，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是当下大部分企业和劳动者面对危机时共同作出的选择。据移动互联网第三方数据机构艾媒咨询日前发布的《2020中国“新冠疫期”企业信心与降薪行为数据调查报告》显示，46.6%的受访者表示疫情期间薪资较前6个月平均月薪出现下降。面对降薪，超过54.2%的受访劳动者认为，疫情期间通过协商等合法途径，薪资调整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但是也有部分企业对于职工的“话语权”不够尊重，“被通知”“被迫接受”“被降薪”……让一些职工难以接受。“疫情期间企业的降薪行为可以理解。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起商量。”不少职工表示，“但是你拿一张降薪通知应付我们这些工作了10多年的老职工，把职工接受降薪当成了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太没有人情味！”

　　根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关于疫情影响下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相关指导的意见》第6条规定：“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保障用人单位有序复工复产复市，尽可能减轻用人单位生产经营压力、稳定劳动者工作岗位和保障就业，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对于用人单位按照法定程序通过与职代会、工会、职工代表进行民主协商的方式对调岗降薪、延迟支付工资、轮岗轮休、停工停产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且该意见公平合理、仅适用于疫情期间的，可以作为裁审依据。”

　　根据以上《意见》，企业通过集体协商方式降薪是否有效，要结合3个要件进行考量。

　　考量一

　　企业是否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

　　《劳动法》第47条规定：“用人单位根据本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和经济效益，依法自主确定本单位的工资分配方式和工资水平。”但是公司的这种自主权也不是无限制的，并不是可以任意行使的。

　　根据人社部《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的，可以通过与职工协商一致采取调整薪酬、轮岗轮休、缩短工时等方式稳定工作岗位，尽量不裁员或者少裁员。”

　　劳动报曾刊发《汽车销售公司“库存积压，售后维修下滑”，工会及时出手——集体协商7点共识助脱困境》，讲述了永加汽车销售公司开展集体协商的故事。该公司当时面临的困境：不仅整个汽车销售行业受到疫情冲击，而且永加汽车公司自身销售额一段时间内为零，库存积压，售后维修大幅下滑。

　　因受疫情影响导致生产经营困难，是用人单位通过集体协商方式降低薪酬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包括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特点发生了变化，且导致用人单位的经济效益显著下滑。

　　如果仅仅是整个行业的受疫情影响，但并未导致本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还不是集体降薪的依据。

　　考量二

　　企业是否按照法定程序进行民主协商

　　企业降薪可以采取个体协商和集体协商两种方式。中小型企业规模小、人员数量少，宜采取个体协商的方式，与员工一一沟通，通过书面变更劳动合同调整薪酬等。而大中型企业员工数量多，除了采用个体协商外，往往会通过法定程序进行集体协商。

　　集体协商法定程序有2种，一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条规定经过民主程序：“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企业起草的规章制度草案应当首先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由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提出方案和意见。即企业只有两种选择：有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应当将规章制度的草案交由职工代表大会讨论；没有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应当交由全体职工讨论。这个交由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我们可以称之为发扬民主的过程，也可称之为“民主程序”。然后，还要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条进行公示或告知。

　　二是依据《集体合同规定》《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等修改集体合同，或订立专项集体合同。集体合同由工会代表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订立；尚未建立工会的用人单位，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的代表与用人单位订立。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通过。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第17条规定：“职工和企业任何一方均可提出进行工资集体协商的要求”。实践中，集体协商一般情况下都是为了提高劳动者的待遇而由劳动者一方发起的，一般是整体涨工资。其实在特殊时期，集体协商也可以由用人单位发起，也可能是整体降工资。

　　如前面提到的永加汽车管理层，就是在青浦区总工会和夏阳街道总工会的指导下，主动与公司工会组织进行沟通协商，提交“集体协商建议书”。公司工会收到集体协商要约后，组织召开了工会委员会会议，讨论集体协商要约内容，并推荐出集体协商代表4名。同时，与公司方共同拟制了“集体协商征求意见表”，并将集体协商职工方代表名单一起以短信的方式发给全体职工，听取广大职工的意见，并由公司各部门主管和各部门员工逐一进行电话沟通解释，取得员工的理解和支持。

　　在收集全体员工意见后，公司管理方和工会组织就协商议题内容开展了集体协商，在充分考虑到公司面临的现实困难和员工的切身利益基础上，达成了7项共识。公司工会及时将协商结果以短信的方式发给全体职工代表进行表决，得到职工代表的一致同意，并将协商结果采用微信、短信、企业内网和各个工作场地现场进行了公示。

　　需指出：疫情期间各地工会组织还相继出台了集体协商的“简易版”。如按照上海市总工会、市企业联合会/市企业家协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企业集体协商工作的相关提示》，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确认后，及时通过电子邮件、内部OA、微信群组等形式发放给职工代表听取意见建议，尽快修改完善。经企业与企业工会双方确认，并向全体职工公示获得认可后共同遵照执行。

　　根据《上海市集体合同条例》规定，双方在集体协商过程中不能达成一致的，职工一方可以提请上级工会、企业一方可以提请企业方面代表进行指导。经指导仍未能达成一致的，任何一方可以提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协调处理。

　　据此，有工会的企业可能更加方便。未建立工会的企业，针对复工复产后的用工情况需要与职工开展集体协商的，建议向企业所在地街镇、开发区（园区）等上级工会组织提出；职工也可以主动联系企业所在地的上级工会组织，由上级工会指导职工与企业开展协商。

　　考量三

　　企业降薪方案是否公平合理

　　《劳动合同法》第52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可以订立劳动安全卫生、女职工权益保护、工资调整机制等专项集体合同”。该法第54条规定：“依法订立的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行业性、区域性集体合同对当地本行业、本区域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具有约束力。”

　　工资集体协商的结果必然涉及每个劳动者的薪酬。上海在防疫特殊时期赋予了用人单位通过集体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条款的权利，包括调岗降薪、延迟支付工资、轮岗轮休、停工停产等事项。根据以上《意见》，用人单位降低工资标准，只要按照法定程序通过与职代会、工会、职工代表成一致意见即可作为裁审依据，而无需与员工一一达成协商一致。但是用人单位的集体协商方案还应“公平合理”且“仅适用于疫情期间”。

　　集体协商是一种工资的调整机制，它针对的应是企业整体的薪酬标准，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劳动者的薪酬标准。如果企业以集体协商为名降低某个特定员工的工资，如仅将某位员工的月工资降低20%，其他员工的工资标准不变，这种做法显然不具有合理性，这种合同变更也是无效的。

　　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情况下，尽管企业可以通过集体协商法定程序降薪，但这只是用人单位的一种自救措施。就特殊时期集体协商的程序和协议履行，应当根据政府发布的疫情防控期及企业受此影响的波及期，由企业和企业工会协商确定内容适用的期限。

　　如永加汽车通过集体协商，最后双方达成了7项共识：1、公司总监及以上岗位按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工资；2、“五险一金”员工部分先由公司代缴，疫情结束后补扣；3、公司进行轮岗轮休，按照业务量安排上岗人数；4、固定工资员工按照出勤天数及生活费补贴发放；5、绩效工资员工的工资方案不变；6、员工年假可抵出勤天数；7、疫情期间工资暂行方案计算如不足上海市最低工资，公司先补足，后续补扣。

　　值得一提的是：在降薪的同时，总经理还郑重承诺：企业年底能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公司有盈利，一定会弥补大家在疫情期间的收入损失。

　　而只有具有合理性，且仅适用于防疫期间的协商方案，才能起到“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效果。（文周斌摄贡俊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