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4日，被告人刘某驾车在大街上撞倒一男性行人，刘某当即报警并随急救车至医院支付抢救费用5131.1元。后伤者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因其身份不明，刊登认尸公告亦无果，最终按无主尸体火化，刘某支付火化费等费用1.35万元。交警部门认定刘某负事故全部责任。肇事车辆投有交强险及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

　　【评析】

　　本案是一起犯罪构成明晰、定性没有争议的交通肇事案件。被告人积极救助伤者，支付丧葬费等相关费用，体现出明确的认罪态度及悔罪表现；肇事车辆投有保险，对赔偿形成保障，被告人符合适用缓刑条件。但由于死者身份暂时无法查明，赔偿及谅解无法实施，案件民事部分无法审理，被告人最终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这种仅审理刑事部分的做法，受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自然造成了被告人想赔却无人可赔、酌定从轻情节及悔罪表现无法充分体现、保险金额无法使用等遗憾。类似案件所涉及的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何适当审理、妥善解决是难点与焦点。

　　在一般的交通肇事罪案件中，依法有权主张权利的诉讼主体是很好确定的。但本案由于死者身份暂时无法核实，则无确定、适格的民事主体参与本案诉讼。目前此现象已引起理论界及实务界的广泛重视，大范围的讨论及尝试性的应用旨在探索符合法律规定的解决方法，力争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最大限度地保护死者、死者近亲属以及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阶段，实践中存在由民政部门、检察机关、交警部门作为主体参与诉讼、主张权利等若干操作模式，但笔者认为，以上三部门均不是适格的主体。

　　民政部门代表国家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扶助、管理，当流浪、乞讨人员发生上述事故时，当地民政部门有权作为适格主体进行诉讼。本案死者身份暂时无法核实，不能推定该“无名氏”为流浪、乞讨人员。同时，没有证据证明民政部门对其扶助、管理，自然不能将民政部门列为适格主体。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检察机关只能代表国有、集体单位而不能代表自然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作为此类案件的诉讼主体是不合法的。

　　实践中，也有交警部门作为主体参与诉讼的。然而，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公安机关，无论是其工作职责还是其工作内容、对象，都不允许其代受害人亲属主张权利。需要注意的是，此类案件交警部门往往代为处理有关尸体事宜，因此对于垫付的丧葬费用，交警部门可以主张，并应予保护。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以上三部门无论是部门职能还是管理对象，都决定了其不能作为适格的主体参与类似案件的诉讼。针对这一特殊情形，结合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关于无法确定赔偿权利主体的交通肇事案件，可视以下情况处理：

　　1.若被告人无理赔能力及意愿，肇事车辆亦未投保，赔偿及谅解则无从谈起。

　　2.若被告人有赔偿能力及意愿，可采取刑事及民事分开审理的方式。一方面，由被告人向法院提交申请，并主动交纳赔偿费用（费用包括并不限于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数额以不低于此两项费用之和为限，计算依据可参照上一年度城镇居民相关标准）至该法院，法院对此笔费用暂作扣押（可视作特殊保全）。另一方面，对交通肇事罪进行审理，可按照被告人予以赔偿并取得谅解进行量刑，如案件情节及被告人自身情况符合适用缓刑的规定，可直接适用。民事部分及扣押的费用按照民法通则确定诉讼时效，即适格主体在知道或应当知道事故发生2年内向暂扣费用法院提起诉讼，向包括被告人在内的赔偿义务主体主张权利，但最长不超过20年。法院进行实体审查，确定赔偿项目及数额，作出判决，并由该院在暂扣款中直接支付；若暂扣款不足以支付，则由适格被告再行支付。有多名赔偿义务主体的，可在赔款后由被告人另行主张。若在以上诉讼时效内无适格主体主张权利或暂扣款超出应赔款，则返还被告人。

　　3.若肇事车辆投保保险，也由被告人先行交纳费用，暂扣至法院。待实际赔偿后，被告人可按照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理赔，诉讼时效从实际赔偿后起算2年。20年内无人主张，同样返还被告人。同理，可对被告人直接适用缓刑。

　　笔者认为，在交通肇事罪中是否适用缓刑，仍应将重点回归案件情节是否满足缓刑的适用条件，而非将民事赔偿、谅解作为衡量缓刑适用的唯一条件。以上处理方法，是笔者结合案件情况及审判实践，特别是按照现行法律理论体系所作的积极有益的探索，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既较完善地保护了死者及其近亲属的合法权益，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现实可操作性。